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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夫妇与抗战中的“中国工业合作社”
 发布时间:2015/11/23 浏览次数:3625

冯 琳

    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他在青年时代的冒险旅行中来到中国上海,上海的班驳陆离与杂乱使他错愕,而又感到刺激。原本只想在中国停留一个多月的他,决定呆下去,这一呆就是十几年。他给家人写信说:“我当然憎恶中国的污秽、人民的绝望及众所周知的贫穷、苦难、疾病和不平等。但这也是一种刺激,它将激起一个人的人性,这种人性会比生活在美国的同样环境中更真实,也许更深刻。”在这个因战争而满目创痍的东方神秘国度,埃德加·斯诺结识了同样来自美国的记者尼姆·韦尔斯(即:海伦·斯诺),并相恋结婚。他们在中国动荡社会的浪尖生活了十余年,目睹了中国的大革命和前期抗战。直到1941年,因斯诺向国外报道皖南事变,激怒国民党,而被迫离开中国。

  中国成就了斯诺夫妇不凡的人生经历:他们是最先来到陕北红色苏区——延安,揭开苏区之谜的外国记者;他们又是“文革”以后最早被邀来华的美国人;在斯诺一生重要的11种著作中,有8种是关于中国的,其中包括轰动全球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大河彼岸》等。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蜚声海外的“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则是他们不凡的人生经历中一段篇章。

  合作社:民主的基础

  1937年7月,日本悍然发动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自称世界公民的斯诺,并没有将中国的灾难视为与自己无关的别国的事,他曾目睹日军进犯,宣布“现在中国的事业就是我自己的事业了”。

  9月,担任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的斯诺赶赴上海采访“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战事。上海的沦陷、民众的贫困流离、工业的创伤、失业工人的凄惨使斯诺夫妇的内心受到深刻触动。他们和当时上海工部局工业科科长英国人路易·艾黎是好友。在周日一起吃午餐时,艾黎和斯诺开始总要表示他们的愤慨之情,谴责蒋介石的所为。他们对中国的机器在被日本缴获之前未被及时撤走一事感到恼火。而海伦·斯诺认为光是批评谴责没有用,“为什么白费时间去把造成当时中国局势的责任推到蒋介石或其他任何人头上呢……我们三人的头脑应该去考虑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海伦·斯诺思维活跃,能言善辩,她决定推动艾黎这样的移山者去做些事情,改善中国的工业状况,支援眼下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

  在一次宴会上,英国领事约翰·亚历山大的话给了海伦·斯诺一个启示。亚历山大说:“在任何类型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或者你所处的社会中,合作社是民主的基础。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因为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能够建立一切。”海伦·斯诺对解决中国抗战中的工业产生了明确的概念,那就是将工业和合作社结合在一起,建立一个新型的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不同于中国当时现有的由传教士搞起来的腐败无用的合作社,而是能够在中国内地发展经济、解决社会问题、支持抗日战争的合作社。海伦·斯诺意识到生产方式的变革才是改变社会结构的关键,要靠合作社把人民组织起来管理自己,来实现乡村的工业革命,实行经济抗战。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去游说斯诺和艾黎接受她的观点,跟她一起行动。

  斯诺和艾黎相继被海伦·斯诺说服了,艾黎负责制订具体计划。不久,艾黎和搞工程的朋友们制订出一套适合亚洲所有乡村和不发达地区的工业合作社计划。这套计划不但在中国得以实现,此后还被亚洲不少国家和地区,如印度、缅甸、日本等采用。

  1938年4月3日,第一个促进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休伯特·梁(土纯)是主席,约翰·亚历山大任书记,另有斯诺夫妇、艾黎、胡愈之、鲁光明、黄婷初、徐新六和其他两位上海的银行家,共11人在场。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作为“工合”的全国性领导机构,在武汉正式成立。海伦·斯诺“思想的产物”——工业合作社因她出色的创造性和热情的天性,终于得以实现。“工合”运动的展开,将斯诺夫妇和艾黎动员广大非敌占区人力物力从事日用工业品和简单武器生产,从经济上支持中国抗战的设想转为现实。

  宋氏家族共同支持的唯一计划

  单靠几个一无资金二无权力的外国人,要想在中国组织起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工业合作社,几乎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为真正实现他们设想的目标,在筹建和经营“工合”的过程中,斯诺夫妇不但写出大量文章和报道,在国际上和中国国内宣传“工合”,还千方百计去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宋氏家族是他们寻求援助的一个主要目标,而宋氏家族也是与“工合”的命运关系重大的一方力量。宋氏家族是民国时期最为显赫、影响力最大的家族之一,而因宋家三姐妹信念不同,所嫁夫家代表派别不同,家族内部也不无矛盾。工业合作社却是他们整个宋家王朝共同支持的唯一计划。

  1937年,“工合”的想法有了雏形后,斯诺等人就专程赴香港找到宋庆龄,跟她讨论此事,并希望她帮助争取国际民主力量的支援。宋庆龄立即对这个由外国人想到的将有益于抗战、有益于中国经济的主意给予肯定和支持。宋庆龄协助斯诺等人组成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委员会由宋庆龄任名誉主席,香港英国圣公会主教R.O.霍尔任主席,斯诺和艾黎是委员会中的委员。宋庆龄还把当时担任中国银行总经理、握有财政实权的弟弟——宋子文介绍给他们。1938年春,“工合”计划制订出来后,艾黎、斯诺将计划通报给宋庆龄。宋庆龄高兴地表示“百分之百地支持”,并开玩笑说:“艾黎又领养了另一个孤儿”。宋庆龄认为“工合”计划可以补充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重要而又最被忽视的部分,即民生主义,是在抗战中实现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开端。宋庆龄特别指出:“要使其成功,它必须是一个受生产者管理的真正的民众运动”,希望通过“工合”这类组织,建立起广泛的民主战线,从经济上支援抗战,并同意担任合作社保证人。在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成立后的第十天,宋庆龄还作广播演说,向正在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的青年呼吁向各自政府陈请,“将机器和原料赊卖给我们的工业合作社,使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人民实行经常生产救济的各种办法”。并请求各国银行家贷款给工业合作社,请求青年志愿人士派技术人员到中国。她恳切表示:“我们的政府将欢迎这一切你们所能给予这个进步运动的支持。”1938年秋,在宋庆龄帮助下,斯诺夫妇还成功组织了菲律宾援助中国工合委员会。这个组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筹得百万美元的捐款。捐款通过香港“工合”国际委员会转交宝鸡、延安的八路军和皖南新四军所在地区的“工合”运动。

  在宋庆龄引荐斯诺等人后,宋子文就以个人身份答应给予“工合”财政援助。在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时,斯诺说服宋子文参加,以便“工合”得到中国银行的贷款。宋子文答应贷款20万元给“工合”,并发电报日内瓦恳请国际联盟援助。宋子文为“工合”争取到的财政援助,对新生的“工合”组织来说很是必要。

  在《复始之旅》中,斯诺分析宋子文的心理,认为宋子文“在政治上的矛盾心理继续存在。在感情上他同情他喜爱的姐姐孙逸仙夫人”,他干了些有昧良心的事,“为减轻内疚,他不时帮助庆龄,甚至通过她暗中帮助左派的事业”。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在“工合”发轫阶段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在上海工业合作社组织促进会成立后,斯诺将英文本的计划书送给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游说卡尔来推进计划。计划得到了卡尔的赞同,卡尔还亲自向宋美龄介绍和推荐“工合”计划,希望通过宋美龄获得国民政府的支持。宋美龄表示赞许,并向卡尔保证说服政府支持。她对卡尔说:“把路易·艾黎找来这里,让我们把这个运动搞起来!”事实证明,宋美龄果然在“工合”成立的问题上发挥了作用。当艾黎到武汉去征得国民政府同意时,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态度冷淡。国民政府的部长们认为中国需要工业,但不需要在后方搞合作社运动,不能让共产党通过合作社掌握经济。宋美龄对孔祥熙大发雷霆,要求立即给“工合”全部授权。这样,在蒋夫人的威严下,国民政府终于向“工合”开了绿灯。中国工合在武汉成立,宋美龄被聘为名誉理事长,孔祥熙被聘为理事长。大姐宋霭龄对“工合”也持支持态度,为“工合”做了些宣传鼓动的工作,并在筹集经费资助中发挥了一些作用。

  1940年3月,在由宋美龄召集的香港各爱国团体联席会议上,宋氏三姐妹在长期因政治分歧的隔绝后第一次团聚。宋美龄对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工业合作社为中国抗战所做的工作大加赞扬。这次重聚被当时新闻界称为“中国团结的象征”。抛开种种分歧和矛盾,宋氏家族在对待“工合”的态度上,第一次达到了和谐统一。“工合”在他们的支持下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和财政资助;斯诺夫妇在他们的支持下争取到了更多的国际援助。

  播种“芥菜籽”的种种艰难

  “不管土地如何坚硬如石,这是一个播种‘芥菜籽’的时候。”这是海伦·斯诺在为工业合作社艰辛努力时的一个感悟。然而,“芥菜籽”真的不好播种,“工合”在中国遇到了种种难题。

  创办者起初的设想是使“工合”游离于各党派之外而又维系各种民主力量,但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国民党认为“工合”成员不是“赤色分子”就是左派分子;共产党则怀疑“工合”带有资产阶级性质。极力想促进国民党和共产党、右派和左派都支持“工合”的斯诺感到进退两难。在压力、怨言和指责下,斯诺和艾黎都产生了哀怨和不满的情绪。由于写了太多宣传抗战的东西,斯诺被日本侵略者列入“死亡名单”。斯诺甚至已写下“遗愿”,准备好了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

  国民党对统一战线的热情在减退,“工合”遭到国民党的干扰和破坏。孔祥熙出尔反尔,拒绝支付原本许诺的拨款。陈立夫、陈果夫则认为“工合”是在中共授意下搞起来的,指责“工合”“赤化”,要求合作社改组。工业合作社甚至成为收入不高的政府官员的敲诈对象。一些地区的“工合”工人遭到国民政府的逮捕和遣散。斯诺打算去找宋美龄寻求帮助。但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等作品中向世界披露中国内情,毫不掩饰地写到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窘态以及其它“不光辉”的事情,蒋夫人对此耿耿于怀。虽然宋美龄在“工合”发轫时起到过积极作用,但这次斯诺从宋美龄那里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工合”的经费问题难以解决。一方面,“工合”运动有许多事情要做,另一方面,又拿不出钱干更多的事。斯诺在给代理人的信中说:“到这之后,我一个子也没赚。我一直靠积蓄生活,我的存款在锐减。”除了经济因素,一些其它方面的难题也困扰着“工合”的组织者。如:当地人的怀疑和冷漠,设备、材料的紧缺,训练有素的工人的缺乏等等。另外,外国人参与创办中国的“工合”,本身就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和矛盾。

  在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斯诺夫妇虽然有时感觉暗淡,但黯然的情绪总是很快就过去。他们热情地为“工合”奔波,简直到了传教士一般的狂热。在美国、印度、菲律宾、香港,他们不遗余力地为“工合”筹款、宣传。1940年,他们联络美国“工合”同情者们,向罗斯福总统呈送呼吁书,列举“工合”在抗击日军在远东扩张的成就,请求美国政府向中国工业合作社贷款5000万美元。斯诺夫妇在呼吁书上带头签名。呼吁书导致了美国援助中国工业合作社的成立和各种类似组织的成立。美国的支援组织为中国“工合”提供了精神支持和经济援助。海伦·斯诺还在菲律宾写成《中国为民主奠基》这部详细介绍“工合”运动的著作。书中讲述了“工合”运动的发展历程、基层故事,还附有大量财务统计数字和图片等。该书的出版又为“工合”赢得了更多国际声援,感染了包括后来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等国家领导人,使“工合”运动在其它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得以推广。

  在斯诺夫妇、艾黎等人的努力下,到1940年,“工合”已拥有1850个合作社、3万工人,产值占全国工业的百分之一。“工合”办的小型工厂已超过2300个,分布在16个省。尽管艰难,“芥菜籽”毕竟播种下来,并顽强地生长着。大量闲散工人和难民得以就业,新的经济抗日大军在大后方发挥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作用。

  毛泽东表示:最热烈欢迎

  在国民党敌视“工合”、扼杀“工合”的时候,斯诺从共产党那里得到了大力支持。国统区的“工合”窒息了,“红色中国”的“工合”却焕发出勃勃生机。

  为“工合”事业,斯诺和艾黎不但在国民党方面活动,还在共产党方面作宣传。他们多次拜访当时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领导人周恩来。周恩来对“工合”表达了支持,认为工业合作社运动要争取各国人民支援解放区,要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服务。

  但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人还是不大了解“工合”,难免对它持有疑虑。为此,斯诺给毛泽东写信,介绍“工合”的情况、想要达到的目的以及实现目的的途径,强调“工合”对游击队的作用,并附组织章程一份。斯诺写道:鉴于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可以接受“混合经济”,也理应全力支持“工合”。建议修改中共关于边区生产合作社方针,使之与“工合”原则统一。1939年,毛泽东将斯诺的这项建议批转给在延安召开的生产合作社代表会议讨论。会议决定对各根据地生产合作社某些规定进行修改,采取“工合”的组织章程。

  1939年夏,斯诺以工合国际促进会代表身份,从重庆出发,沿途考察各地“工合”状况,指导“工合”发展。9月,斯诺到达延安。毛泽东在与斯诺会面后,介绍延安工业合作社情况,指出中国“工合”“在帮助恢复后方的工业方面它们所做工作是很重要的。‘工合’在敌后地区最为重要,而且得到我们的军队、人民和政府的最热烈欢迎”。

  毛泽东列举“工合”的五条作用:“1.阻止敌货从被占领区向游击战争农村根据地的渗透;2.利用中国的原料和资源为我们自己的工业服务,防止日本对之掠夺;3.创立游击战争经济上自给自足根据地,以支持持久战;4.培训失业人员和不熟练劳工,使日本不能利用他们来对付我们;5.供应农民以所需要的工业品来交换粮食,维持农村的繁荣。”

  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1942年,延安的“工合”机构成为全国最大的地区总分会,带动了其它边区和根据地的“工合”运动的迅速发展。工业合作社促进了敌后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为进行游击战和持久战打击日本侵略者提供了物质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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