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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与中国工合
时间:2019-06-28 12:00:00    来源:《中国工合80年》 朱健执笔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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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1896年—1986年),原名学愚,字子如,笔名胡芋之、化鲁、沙平、伏生、说难等。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代主席。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是我国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先驱者之一。

胡愈之于1896年9月9日出生在浙江省上虞县,他在绍兴府中学堂读书时,受到鲁迅先生思想的熏陶。1914年,他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当练习生,接受了新文化思潮的影响,1919年他在上海参加了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并在《东方杂志》上连续撰写文章,提倡科学和民主。1920年他和郑振铎、沈雁冰一起共同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积极推进新文学运动。在“五卅”运动中,他编辑出版的《公理日报》成为指导运动的舆论工具。他撰写的《五卅运动纪实》忠实报道了这一历史性的群众革命斗争。1927年,他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第二天,基于对反动派血腥屠杀革命群众的义愤,起草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发表在《商报》上。在实际斗争中,胡愈之的思想、立场逐渐转向中国共产党和劳动人民。1928年1月,迫于国内的白色恐怖,胡愈之流亡法国,在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在那里,他系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开始由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1931年初,在回国途中,他以世界语学者的身份到莫斯科,进行了七天的访问,写下名著《莫斯科印象记》。这是我国第一本比较系统地介绍苏联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状况的著作,反映了他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在广大青年中激起强烈的反响。回国后,与邹韬奋等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主编《东方杂志》和《世界知识》等刊物。

1933年初,胡愈之应鲁迅的邀请加入“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总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他努力把国民党当局迫害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的情况向国外揭露、报道,争取国外进步人士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声援。就在这一年九月胡愈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他与沈钧儒、邹韬奋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参与筹划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愈之以聚餐会的形式,联系和团结了在上海的一大批爱国人士,推动他们在抗日救亡中发挥作用。他倡议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把上海文化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团结起来,向海外宣传我国抗战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战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胡愈之用最短的时间,组织翻译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并第一次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他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为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为开创和发展人民的文化出版、文字改革事业和开展人民外交活动,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86年1月16日,胡愈之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毕生廉洁奉公,公德私德皆堪称模范。


胡愈之是中国工合运动的发起人,也是恢复中国工合的提案人


自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便纷纷组织起来,他们力求为拯救上海,拯救中国而出一份力。“星一聚餐会”就是当时由上海各界有代表性的爱国人士组成的一个救国组织。它是因所有成员于每星期一晚上以聚餐会的形式相聚一次而得名。

参加这个聚餐会的著名人士,文化界有胡愈之、刘湛恩、韦捧丹、郑振铎;新闻界有王任叔、王芸生、萨空了、梁士纯;工商界有陈已生、孙瑞璜、萧宗俊;银行界有徐新六、胡玉琪;海关有丁贵堂、陈琼昆、孙一民;宗教界有吴耀宗、沈体兰;妇女界有王国秀;还有上海工部局的陈鹤琴、严景耀以及秘书张宗麟和卢广绵等。开始时,聚会是由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负责召集,刘湛恩遇刺后,改由胡愈之主持。

胡愈之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前后一段时间,他曾先后在潘汉年和冯雪峰的单线领导下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上海抗战爆发后,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胡愈之以救国会成员的身份,与一批进步的文化界人士一起,参加了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胡担任宣传部副部长。为冲破国民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限制,根据组织意见,胡愈之在协会下又组织起各专业救亡团体,其中国际宣传委员会就是由胡愈之具体负责的。他们在上海国际饭店顶楼租了一个会议厅,每天下午3点在这里定时向各方面的记者发布一次新闻。他们往往还要把各报进步记者采访到的消息,以及从正在秘密筹备的中共临时办事处(即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的前身)得来的一些军事方面的情况,及时译成外文打印出来,分发给记者们。因为这些新闻材料要比国民党官员提供的消息有用得多,所以,深受记者们的欢迎。广泛的接触,使胡愈之结识了不少外国进步记者,当时作为伦敦《每日先驱报》记者的斯诺,也就是这样与胡愈之相识了。不久,斯诺和艾黎作为胡愈之的朋友也被邀请参加这一聚餐会。

聚餐会最初的地点,是在法租界八仙桥的基督教青年会,后来为防止特务破坏,几乎每次都要换地方。聚餐会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的组织章程,但成员一般都很遵守时间,很少缺席。每次聚会,大家总是先谈谈国际国内的形势以及上海各方面的情况,然后再围绕某个问题进行讨论。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开展救亡工作,如何鼓舞士气,怎样增强群众对抗战的信心等等。因为成员里大多是各界有一定声望的人士,所以,只要会上统一了认识的决定,事后马上就可以见诸行动。如组织上海各界为支持东北义勇军抗战捐款;号召各界1938年元旦一致悬挂国旗;为出版《西行漫记》(即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鲁迅全集》筹资;为失业、失学青年开办夜大学等等,都是由星一聚餐会成员开展起来的。

胡愈之对斯诺的深入了解还是通过他的那本《红星照耀中国》。当时,斯诺的公开身份是燕京大学教授,由于北平沦陷,他来到上海当记者,替英美报刊写稿。因为他们两家住的比较近,所以平时经常往来。斯诺告诉胡愈之,他曾去过陕北,还热情地拿出许多在陕北拍的照片给胡看。一天,斯诺借给胡愈之一本由英国出版社刚寄来的《Red Star Over China》样书,说这就是他的陕北采访记。胡愈之看了书后,发现的确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但为了进一步核实斯诺书中的内容,他便去找上海中共临时办事处刘少文了解。刘少文是从陕北来的,他说,有这回事,斯诺确实到过陕北,毛泽东亲自接待了他,并用了个把月的时间每天与斯诺谈话。刘少文说,斯诺是可以信任的。根据刘少文提供的情况,胡愈之很快组织了几个人将这本书译成中文。为了避开国民党的视线,取名为《西行漫记》。在星一聚餐会朋友们的帮助下,这本书终于出版了。

在交往中,斯诺与胡愈之的友谊进一步加深,他向胡讲述了他们搞工业合作社的设想。胡愈之听后,感到此事很有意义,可以让大家来讨论一下。

它的确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第一次四人临时会议于1938年3月19日举行。4月3日,(胡愈之等)十一人会聚一堂,组成了中国促进工业合作社筹备委员会。会议地点在上海京宫餐馆,主人是梁士纯。”在会议上,斯诺和艾黎将他们的小册子分发给大家。会上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斯诺他们在解答中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将是长期的,中国沿海一带工业区已经沦陷或将要沦陷,后方工业品十分缺乏。为了支持抗战,应采用合作社的方式,去发展小型手工业或半机器工业,利用大后方的丰富资源和流落到抗战后方的工人难民,从事各种迫切需要的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供应军需民品。用这种方式建起一道经济防线,配合游击战争,这样抗战就可以长期坚持下去,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斯诺夫妇还以去陕北实地考察的亲身体验,提出了在抗战后方发展小工业配合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这个主意得到了一致称赞,并推举徐新六为委员会主席,艾黎为召集人,合作社专家卢广绵和上海电力公司的二位工程师吴去非、林福裕被推荐参加具体设计工作。

1980年,胡愈之等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恢复工合的活动,经国务院领导同意,于1983年11月召开了中国工合全国代表会议,中国工合恢复活动。


参考资料:

1.胡愈之《我在抗战时期的经历》,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第112页。

2.卢广绵《星一聚餐会和胡愈之先生》,《文史资料选辑》第8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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