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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一)
时间:2019-06-12 10:20:51    来源:《文史资料选辑》(内部发行),第71辑,第108页-133页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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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广绵


一、“工合”在上海发起组织的经过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我从北京到了上海。十一月上海沦陷,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一个救国组织,叫“星一聚餐会”,在沦陷后的上海做一些救国工作。参加这个聚餐会的有上海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文化界有韦悫、胡愈之、郑振铎;新闻界有王任叔、王芸生、萨空了、梁士纯;工商界有陈己生、孙瑞璜、肖宗俊;海关有丁贵堂、陈琼琨,孙一民;银行界有徐新六、胡玉琪;妇女界有王国秀等。大家相约每星期一晚上聚会一次,研究推动上海地区的救国工作。最初,每次聚会由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任主席,后来刘湛恩先生被刺,就改由胡愈之先生主持每次的聚会。当时张宗麟先生和我负责这个聚餐会的秘书工作,主要是安排每一次聚会的时间和地点,并通知与会的人们。大约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次聚会上,美国朋友斯诺(Edgar Snow)和他的夫人尼姆·韦尔斯(Nym Wales)也来参加。他们当时刚从陕北解放区来,谈到对日战争爆发后的后方工业生产问题,认为沿海一带工业区已沦陷,抗战将是长期的,而且主要是游击战,因此应以合作社方式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从事日用工业品和简单武器的生产,供应军需和民用,支持游击战争。他们讲话后,就由该会组成一个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推举当时在上海工部局担任工业科科长的新西兰人艾黎(Rewi Alley)先生为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七七”事变前我在北京就认识斯诺夫妇。我最早听到他们讲述陕北解放区的情况(当时《西行漫记》尚未出版)。斯诺夫妇知道我在华北从事合作社工作多年,就把我介绍给艾黎先生,从那以后,我就参加了“工合”设计委员会的工作,帮助艾黎先生起草中国工业合作社的设计工作。当时参加这项设计工作的还有上海电力公司的两位工程师:林福裕和吴去非。我们开会一般都是在艾黎先生住处,法租界亨利路二十二号。一九三八年五月,计划草案用中英文写出来以后,“星一聚餐会”又开了一次会,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记得那次会是在上海锦江餐馆开的,参加的人除“星一聚餐会”的主要成员外,还有斯诺、艾黎等国际朋友。英国大使馆秘书亚利山大和美国大使馆参赞文森也被邀参加(当时他们是同情中国抗战的,特别是英大使卡尔,早听到斯诺谈到组织工业合作社的事)。在研究这个计划以后,大家认为要在全国范围开展组织三万个工业合作社的运动,非取得国民党政府的行政上和财务上的支持不可,同时也必须保持这个组织的群众性,即一定要是一个社会团体,这样才能调动广大难民、工人的积极性,并可以得到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支援。会上当即决定推举徐新六先生携带这个计划去汉口往见孔祥熙(当时国民党政府已迁到汉口,孔祥熙任行政院院长),求能取得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并拨给资金。会后,徐新六和斯诺都到汉口,斯诺到汉口首先见到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对“工合”的规划是积极支持的。以后他又往见卡尔大使和端纳(澳大利亚人,原是张学良的顾问,后张推荐给蒋介石,成为蒋的顾问。西安事变时,曾陪宋美龄去西安),取得他们的赞助。徐新六同孔祥熙见面时,取得了国民党政府对组织工业合作社的支持,并推荐起草这个计划的召集人艾黎先生为技术顾问,负责筹备组织工作。徐当即电告艾黎先生,艾黎先生接电后即辞去工部局工业科科长的职务,六月初由上海经香港到达汉口,着手筹备组织工业合作社的工作。艾黎先生到汉口后不久,又打电报给我和林福裕、吴去非,我于八月初赶到汉口,林、吴两君在我到后不久,也从上海到了汉口。据艾黎先生讲,六月初旬他到汉口后,孔祥熙又想不干了,但在当时武汉地区浓厚的抗战气氛影响下,他最后勉强同意成立“中囯工业合作协会”,由他担任理事长,并答应由国民党政府拨给资金五百万元,作为发展组织工业合作社的基金。我于八月初到汉口时,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妇女生活指导委员会的办公地点挂了一个牌子,只有艾黎和刘广沛(后来担任“工合”第一任总干事)几个人在那里工作。我到汉口后,艾黎先生要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办一个合作讲习班,参加的有各方面热心“工合”工作的人员约二、三十人,主要是讲如何把组织工业合作社的运动开展起来的一些问题。讲习班结束后,艾黎派我到陕西宝鸡筹组第一个办事处,开展工业合作社的组织工作。

艾黎到汉口虽然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他已做了不少工作。他同周恩来同志见了面,周恩来同志给他很大的鼓励。他又几次见到博古同志,周恩来同志和博古同志都提醒他,组织“工合”的主要任务必须是推动蒋介石抗战,不让他投降,并尽可能多争取国际的支持。博古同志还向他建议,要尽量争取时间,把汉口的一些工厂迁到西北去,因为他感到整个西北地区可以成为游击区。当时艾黎运用他的影响,设法使三座棉纺厂和六十个中小工厂连同工人迁到西北地区。一座棉纺厂迁到宝鸡,其余两厂迁到西安附近。

   

二、西北“工合”工作是怎样开展起来的


在武汉召开的工业合作社讲习班,八月十七日结束,我于八月十九日偕同流落在武汉的一位上海技工孙夏威离开汉口。当时武汉虽然几乎天天遭到敌机轰炸,形势紧张,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实现国共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群众抗战情绪很高。从汉口到郑州和西安、宝鸡的铁路运输还畅通无阻,只是行车时间不定。我们八月二十一日到达西安,访问了地方的负责人,并同东北救亡总会西安分会一些朋友们见了面。八月二十三日晚到达宝鸡,天正下着大雨,从车站到城內,要在近尺深的泥水中淌过,街上又没有路灯,当夜我们就住在一个小客店里。我虽然和艾黎先生对规划和组织工业合作社的问题讨论了好几个月,但是直到这时为止,还没有组织起一个合作社。该怎样把工业合作社组织起来呢?夜里翻来覆去地考虑这个问题,加上旅店里的吵闹,一宵没得好睡。次晨起来,看见在客栈两旁有十几个打铁的工人,都是各自独立地工作,他们的岀品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在推销上还要彼此竞争,压低价格。我当时就劝他们成立一个合作社,这样不但可以一块购买原料,一块推销成品,避免彼此竞争,而且可以增强自己的信用,联合向银行借款,扩大生产,大批接受定活。当天下午我又邀集他们全体到客桟开了一个会。他们听过我的话,半信半疑,最后决定推举几个人负责这个打铁合作社的筹备组织工作。会后,我就打电话给文黎,告诉他第一个打铁工业合作社已经组织起来了。艾黎他们收到电报后,还弄不清什么是一个打铁合作社,但谈论已有半年多的工业合作社终于组织起来了,他们都感到十分兴奋。我离开汉口的时候,艾黎交给我一张三百元钱的支票,这大约是他自己的钱,这笔钱既是我们两个人的旅费, 又是“西北工合”的开办费( “西北工合”后来就成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或“在西北地区组织的工业合作社”的简称)。

宝鸡的工业合作社的组织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了。宝鸡那时的情况是非常混乱的,因为它是陇海铁路的终点,许多从武汉撤退到后方的工厂工人,都集中在这里,此外满街都是从河南逃来的难民,无人照管,情况非常狼狈。宝鸡市面商品非常缺乏,连一般日用品都买不到,真是开展组织工业合作社最理想的地方。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着手登记失业工人和有一技之长的难民,然后分别向他们进行组织工业合作社的宣传。例如,如何生产自救,如何支持长期抗战等等。在不到两个星期内,我们就组织了十几个合作社,其中有织布、铁器、烛皂、药棉、印刷、织袜各种不同的门类。当时汉口国民党政府虽然答应拨给“工合”贷款基金,但迟迟没有汇到。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先生,曾参加“西安事变”,是一位开明的爱国的金融界朋友,对工业合作社首先贷款五万元,积极给予支持,以后金城银行周作民先生也同意给予贷款。这两家银行对工业合作社的贷款最高时到达五十万元左右,对“工合”在西北初期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积极参加帮助工业合作社的组织和指导工作的,有东北救亡总会的一些青年朋友,多是东北大学的学生,还有从陕西省华洋义赈会借调来的合作指导人员。留在西安的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杨挚奇和留在兰州的英中科学教育馆的燕京大学教授、英国合作专家戴乐仁先生,也从工业技术和合作社的组织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当时大家参加工业合作社工作,都是义务性质,谁都没有支领什么薪金待遇,但工作非常紧张,情绪很高,工人、难民、指导人员不分彼此,打成一片,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增加后方生产,支持长期抗战。到了十月初,工业合作社的出品已开始在宝鸡市场上销售,另外又有二十几个合作社正在筹建当中。除宝鸡外,西安、凤翔、天水、南郑、兰州各地也在开始进行工化合作社的筹组工作,虽然数目不多,但生气勃勃。

 

三、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正式成立


孔祥熙虽然口头上应允拨款支持“工合”工作,但是实际上到武汉沦陷为止只拨给“工合”二十万元,还指派一个名叫陈端的会计长。陈端是国民党湖南省政府财政厅长,兼任“工合”会计长以后,从未到职,却派了几个代理人掌管这二十万元的拨款,对用款手续百般刁难,到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从这二十万元的拨款中拨给西北地区,用做工业合作社贷款基金的,只不过四万元。

“工合”在宝鸡和西北地区的迅速发展,说明组织工业合作社的设想是符合当时抗战形势要求的。但为了促进这一运动在全国范围內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健全协会的组织,加强协会的领导工作。我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初,应艾黎电邀,由宝鸡回到重庆。我到重庆时,艾黎正在湘赣地区布置工作,还未赶到重庆。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分别拜访一些文化界和合作界朋友,他们很重视“工合”在西北的发展情况。东北救亡总会阎宝航先生并介绍我向重庆的新闻界朋友讲述“西北工合”工作几个月来的开展情况,当时重庆《新华日报》和《大公报》都做了专题报导,并发表社论。艾黎于十二月中旬到重庆后,就忙着“工合”总会的组织工作,并筹拨工业合作社的贷款基金等问题。

“工合”总会虽然名义上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在汉口组成,但除孔祥熙以理事长名义任命艾黎先生为技术顾问,筹备协会的组织工作外,总会的组织机构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十二月,艾黎到重庆后,才开始考虑建立“工合”总会的人事机构。在汉口时,艾黎曾同周恩来同志和救国会的沈钧儒交换过意见,拟推荐章乃器任“工合”总会总干事,杜重远任副总干事。到重庆后,艾黎先生几次要求我去看沈钧儒和胡子婴,催促章乃器来重庆就任总干事的职务,但章乃器当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财政厅长,迟迟不来,也未明确拒绝接受这个职务。杜重远又去新疆。最后,艾黎只得推荐一个孔祥熙能够接受的原甘肃省政府民政厅长刘广沛担任“工合”总会的总干事,以曾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的梁士纯担任副总干事。总会组织分设六个组,组长人选也是经艾黎先生提出,用孔祥熙的名义聘请的。总务组长是傅清淮,业务组长由刘广沛兼,财务组长是杨子厚,推进组长是沙千里,副组长严信民、胡子婴,组织组长是卢广绵,技术组长是林福裕。理事会也正式组成,名单由艾黎提出,并经孔祥熙同意,共二十几个人,我记得其中有国民党政府的王世杰、邵力子、翁文灝、蒋廷黻、杭立武、张治中、俞鸿钧;有当时驻在重庆的共产党领导人林祖涵、董必武、邓颖超;还有出席参政会的各界人士,如:沈钧儒、黄炎培、莫德惠、于斌、陈文渊等等。根据孔祥熙的建议,推举宋美龄为名誉理事长。孔祥熙接受担任“工合”理事长的名义原是被动的,由于当时是国共合作的局面,人民群众的抗战情绪很高,舆论界特别是《新华日报》和《大公报》又对“工合”给予广泛的报导和大力的支持,孔祥熙认为自己可以捞到一些政治资本,态度有些变化,原来答应由行政院拨给五百万元贷款基金也拨给了。除西北区外,于一九三九年初又相继建立川康、东南、西南三个办事处,东南办事处设在江西赣县,主任由艾黎兼任,后来由陈志昆担任;西南办事处设在湖南邵阳,主任由林福裕兼,后来由谭锦涛接替;川康办事处设在成都,主任是李吉辰,后来由侯雨民接替。从此,“工合”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开展起来。

 

四、西北“工合”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一九三九、一九四〇两年,西北“工合”的组社工作进展很快, 到了一九四〇年年底,在陕、甘两省和接近抗战前线的河南、湖北、绥远地区共建立了十九个“工合”事务所,组织工业合作社近五百多个,社员总数一万多人。组织的工业合作社以纺织、服装合作社为主,约占合作杜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其余机器、五金、化学、食品、土木、矿冶、文化、交通工具制造等都有一些。社员主要是来自武汉和沿海敌占区,特别是河南流亡到后方的技术工人和难民。这些人都有一定的生产技术,迫切要求就业,加之合作社当时多是因陋就简,使用简单的机具,所以合作社组织起来很快就能投入生产,一九四〇年月产价值达六百余万元。

一九三九年八月,“工合”总会与国民党的军需署订立议定书, 承制军用毛毯四十万条,分配“工合”西北区承制三十万条。制造毛毯的经线用棉纱,由国民党的军需署拨给;纬线是毛线,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在西北地区收购的羊毛大部交给西北“工合”,由西北“工合”负责组织农村妇女和各地的伤兵、难民纺成毛线,然后由织布工业合作社织成毛毯。合作社每织成一条毛毯,给予三至五元的手工费。军毯制造工作主要集中在西安、宝鸡、天水,兰州四个地区,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期间,参加纺线的乡村妇女和伤兵、难民不下三、四万人,付给手工费约二、三百万元。一九四〇年以后,西北“工合”第一批军毯完成以后,又继续承制两批军毯。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工合”总会共承制军毯近一百万条,其中约百分之八十是西北“工合”制造的。

西北“工合”组社工作开始以后,就注意到合作社年青徒工的培育训练工作,曾先后在宝鸡、兰州、天水、西安等地组织短期技术训练班多期,其中主要是纺织训练班,训练徒工有四、五百人。这种短期训练班的学员大都是各地工业合作社的徒工,训练内容主要是生产技术的简单操作,训练时间一般是三个月左右。为了提高徒工的技术训练水平,并加强徒工的基础知识的传授,经艾黎先生倡议,于一九四〇年首先在双石铺开办一个技工学校,命名为培黎学校。培黎是一位美国朋友的名字,原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授,退休后留在上海,专门帮助一些由于家境贫寒、中学毕业后升不了大学的青年,帮助他们补习英文和数学、理化,然后一个一个地替他们联系安排到美国的工厂半工半读。当时培黎联系的美国工厂主要是福特汽车厂。通过这样的方式,培黎先生先后送往美国的中国青年有六、七十人,这些人学习非常踏实,在美国经过几年半工半读,都取得了工程师学位,回国后都在各个方面担任技术性工作,做出优异的成绩。培黎是艾黎先生的好朋友,艾黎先生很欣赏培黎培育青年技术人员的做法,加上当时还想在国外为建设“工合”技工学校捐款,就以培黎先生的名字为学校命名。培黎学校的课程规定两年至三年,除注意基本课程的学习外,学校附设有各种工厂,学生都按时在工厂从事实际生产劳动。一九四三年这个学校迁到兰州,学生人数从一百人左右增加到二百多人。一九四四至—九四五年,这个学校又由兰州迁到河西走廊山丹,学生人数增加到三、四百人,附设有六、七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厂,如:机器厂、皮革厂、毛纺织厂、造纸广、瓷器厂等。机器大部分是国外捐赠的。从一九四四年以后,艾黎先生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办理这所学校上。这所学校一直维持到全国解放以后,前后培育出来的中等技术人才有六、七百人。解放后,在西北和东北地区,包括像玉门、大庆这样的企业,都有“工合”培黎学校的毕业生从事技术性的工作。一九五二年山丹培黎学校全部迁到兰州,改名为兰州石油学校,当时受重工业部的直接领导。

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期间,河南灾情十分严重,有大批灾民流浪到宝鸡和宝鸡以西地区。当吋“工合”除尽量安排有一定工作能力和生产技术的难民参加工业合作社从事生产自救外,还收养了一千名左右的男女难童,办了两个儿童保育院,一个设在宝鸡, 一个设在天水。保育院也都附设纺织、服装、化工等小规模的工厂,给儿童有学习职业技术的机会,其中有不少人后来进入培黎学校,继续深造。

 

五、中国共产党对“工合”的关怀和支持

 

“工合”在发起组织之初,就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关系。艾黎在汉口正式着手组织工业合作协会的时候,就同斯诺两人经常找周恩来同志商量研究关于“工合”组织的性质和人事安排等问题。周恩来同志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工合”一定要同国民党政权配合,但要保持自己的社会团体的面貌,使“工合”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同时对参加“工合”工作的领导人员,最好能吸收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爱国民主人士,这样可使“工合”不致发展成为一个官僚机构。周恩来同志当时这些想法,对艾黎后来推荐“工合”总会的领导班子有很大启发。

一九三八年底,我在重庆期间,《新华日报》对西北“工合”初期的顺利发展,给予全面的报导。我还和董必武同志几次见面,商量在解放区建立“工合”事务所的问题。一九三九年初,西北“工合”延安事务所正式建立,曹菊如任主任,黎雪任技术股长。不久,刘鼎、赵一峰、陈康伯等从延安来到宝鸡,帮助艾黎和我研究西北“工合”工作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他们在宝鸡参观了已往组织起来的十几个合作社,建议一定要坚持民主办社。以后我们又一同到双石铺,他们认为双石铺所处地位十分险要,在秦岭山谷中,又是川、甘、陕交通要道,将来日军西进,这里可以作为游击队的根据地,建议在那里发展一些较重要的基础工业。他们的这些意见对我们启发很大。后来,我们就在双石铺建立一个炼铁厂,开辟一个小规模的煤矿,还建立一个相当规模的机器合作社,这是西北“工合”最大的机器合作社,能制造纺毛机、织布机、织衣机和各种工作母机。当时的设想,到必要时,马上就可以改装成为一个小规模兵工厂,制造枪支弹药,配合游击战争。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西北“工合”又在解放区成立了第二个“工合”事务所——晋东南事务所,由孟用潜担任主任。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艾黎曾两次去延安,第一次是参加延安“工合”出品展览会,第二次是去榆林建立事务所,往返都在延安停留,并和毛泽东同志见了面。当时“工合”问题很多,毛泽东同志给艾黎很大鼓舞,要他坚持战斗下去。这一期间,西北“工合”的组织工作得到迅速的发展,当时支持合作社的贷款基金一部分来自国民党政府的拨款,一部分是银行贷款。“工合”总会拨给解放区事务所的贷款基金很少,国民党的银行只贷款给国民党统治区的合作社,解放区的工业合作社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国外捐款。“工合”国际委员会汇交解放区的捐款主要由西北“工合”收转。在这期间“工合”国际委员会特别是宋庆龄先生经常委托西北“工合”承制数量相当大的棉军衣、棉坎肩,还有背包、军鞋等。记得一九三九年有一次宋庆龄先生委托西北“工合”承制十万件棉衣,我们宝鸡、西安地方的纺织和服装合作社不分昼夜地赶制,制成后,打包运交给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一九四〇年后,国民党不断掀起反共浪潮,对解放区进行封锁,公开转汇款项到解放区已不可能,国际委员会就采取其它方式,继续对贺龙同志和叶挺同志管辖地区的工业合作社给予财物上的支持。

 

六、国民党反动统治对“工合”的歧视和压迫

 

“工合”的理事长虽是孔祥熙,但总会和各区的具体负责人除个别人外,大多数是进步的爱国人士、青年学生和工人。他们唯一的想法和目的,就是把后方的广大人力和物力都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支持长期抗战。工作开展以后,又得到中国共产党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组织工业合作社的工作,虽然大部分在国民党统治区,但同时也在解放区如延安、晋东南和苏浙皖地区建立事务所,开展工作。由于国民党统治区的银行对解放区的工业合作社不予贷款支持,“工合”不得不将国外捐款汇交解放区,支持解放区工业合作社的发展。加以“工合”本身就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特别是在“工合”工作开展初期,协会的工作人员和广大的合作社社员群众,不分彼此打成一片,在抗战后方呈现出一股朝气。人们说:“‘工合'把延安精神传播到国统区的广大后方。”这话是有道理的。因此,“工合”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同国民党反动派不断斗争的过程。“西北工合”从一九三九年开始,就不断受到西北地区的国民党CC分子的干扰和破坏。

国民党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他们怀疑“工合”组织里有共产党的活动,因此,有许多在“工合”工作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和工人,遭到了逮捕、关押和迫害。西北“工合”南郑事务所主任、东北大学政治系毕业生、中共党员李华春于一九四〇年被国民党陕南警备司令祝绍周秘密逮捕,并在被捕的当天,惨遭活埋。从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五年,西北“工合”办事处和各地事务所中,因共产党嫌疑被国民党逮捕、关押的人员约有三十多人,其中有十几个是妇女工作人员。有的短期关押后就释放了,有的在关押期间受到折磨污辱,有的还遭到长期监禁。这种情况不仅在西北区,其它地区如东南区,特别是浙皖区都曾发生多起。例如,遂川“工合”事务所会计龙良喜是一位老红军干部,被杀害了。又如在茂林新四军所在地,我们建立一个“工合”事务所,这个事务所的工业合作社为新四军制造手榴弹,修理汽车和各种机器,做了许多工作,受到叶挺同志的赞扬。艾黎先生也亲自去过这个地区。在皖南事变时,这个事务所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机枪扫射,会计受重伤,大部分事务所和工业合作社的人员被捕,并被送到上饶集中营关押起来。浙皖“工合”办事处主任孟受曾,在向兰溪撤退时,曾带领一部分工作人员对国民党匪军进行还击,后来他被捕,并被押送到重庆。

国民党特务分子破坏“工合”的另一种做法,就是利用法院检察官(这些检察官多数是国民党特务)检举,污蔑“工合”在承制军毯中有贪污行为,进行诬陷,从面传讯关押各地“工合”负责人。西北“工合”于一九四二年就遭到西安地方法院检察官、CC特务的“检举”,因此西北“工合”负责人刘大作、侯敬民、徐介人等在西安监狱被关押达一年之久。他们有时还以抓壮丁为借口,搜捕我们合作社的社员和徒工,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破坏。

国民党特务对艾黎一直是怀疑的。艾黎在宝鸡和我住在一起,因此,囯民党特务怀疑我们的住处有电台等等。一九四三年秋天,在我和艾黎都不在宝鸡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和住的地方,突然被从西安派来的一批匪特搜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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