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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第一个合作团体
第一节 探索新领域
时间:2019-08-25 10:00:00    来源:(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孙仲伦,牛剑华,安危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7.8    分享到:

在中国,这个阶段的合作生产并不是乌托邦的,而是完全必要的。由于困难的环境和缺乏积累资金的其他途径,这一理想完全符合实际。让我们密切地注视这一次试验吧。

中国第一个合作工业中心,在西北创立起来了。也正是在这里,运动取得了最好的结果。由于来自西北的拫告,比其他总部的报告更为丰富,我们就较为详细地讲一讲这一地区的情况,以展示工合发展中的一个画面。

同蒙古和满洲接壤的是一大片工业不发达的地区,中国人称之为“大西北”。它包括黄河以西的省份——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由于陕西是保留着完整中国主权的主要战略中心,中国北方整个地区,以及北方的日占地区,也都置于陕西西部西北工合总部领导之下。这些地区包括山西、河北、湖北和山东。单独西北地区就相当于法国面积的五倍,因而发展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几百年以前,西北是中国许多朝代的心脏。那时,这个国家从在陕西的“西部首都”西安进行统治。很久以前,河南和陕西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最早的文明就从这里发展起来。自从当前的战争开始以来,西北又成为活动的重要场所。它被认为是自由中国的主要基地,并且是两个主要供应干线和交通线中的一个。

由于陕西西部具有新的军事和经济的重要性和安全性,它被选为工合运动的第一个地点。因而,这个中国文明古老摇篮变成了复兴运动的新摇篮。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地区是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但由于多种原因,人们还是以极大热情迎接工合运动。这些原因中,一部分可解释为缺乏最初的工业,极端贫穷,以及不稳定的政治状况。陕西曾出现多年饥荒和内战,终于导致了1936年12月的兵变,并逮捕蒋介石。为了同这个省北部地区的生机勃勃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竞争,陕西的其余地区必须觉醒起来,并采取进步的措施,比如建立农村合作社。在江西,这种合作社是很成功的,那儿的人民已经长期喜爱红军管辖下的自治政府。

卢广绵和路易•艾黎,于1938年夏,带领一千名难民去陕西西部,卢于8月23日到达,艾黎27日到达,吴氏随后也来了。这些难民大多数来自河南、山东、河北和汉口。他们的衣食住行由蒋介石夫人通过新生活运动妇女部提供资金。

卢一到宝鸡——座距西安百十英里位于陇海线终端的小镇,就访问了几位老朋友和官员,以及当地组织的领导。这座小镇大街小巷的墙上及大门上都贴满了标语,内容是:中国的工业必须走合作化道路;沿海城市已遭破坏,后方各省现在必须成为国家的工业基地。中国工合办公室已做好把钱贷出的准备,熟练工人和难民已被邀注册登记。

当艾黎于27日到达时,二、三十个当地组织的代表,包括地方行政官,和平维护队、军队和国民党的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议,目的在于表示当局的好意。

第一个合作社是卢来到这里三天以后组织起来的,这便是铁匠的铸工车间。

第二个合作社是来自河南的三十个难民织袜工人组织起来的织袜组,他们从西安得到机器。第三个合作社组建于第一周末,是一个肥皂蜡烛制造组,有十二个成员。两个月之内,这个合作社就归还了最初2000元中的500元。合作社社员敲锣打鼓,走街串巷为他们的商品作广告,小城镇肥皂和蜡烛的缺乏创造了很大的需求量。

第四个合作社是一个有十四人的印刷厂,它是这样起步的:一位老印刷工人和他的七个学徒,从徐州逃难到此地,已经身无分文。这时这位老人碰巧看到了工合的一条标语,他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到了卢的办公室,讨论这一新的幻想式的“合作”观念。卢告诉他,可以给他一笔2000元的贷款,使他重新开始工作。此时,这位老人把布满银发的头低在桌子上,眼里流出了兴奋的泪水。大约与此同时,另一个来自郑州的难民工人,也来到了工合的办公室,并报告说他有几个人,并且知道在西安购买大量机器的地方。卢让他去办,三天以后,这位印刷工人空手而归。

“你怎么没有去西安买机器呢?”卢问。

“我怎么能去呢?我没有钱作路费。”

卢给了他10元钱作为短途的费用。几天后,卢就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说机械、排版石台和纸张可以买到,费用约二、三千元。供款之后,这位印刷工人就把设备搬往火车站站台。然而,正在这一时刻,空袭警报却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这位印刷工人把两个帮手送进防空洞,但他本人却拒绝离开这些珍贵的机器。当这一中队的飞机在一阵狂轰滥炸之后离去时,这位印刷工人的腿上却留下了一块弹片,但是印刷机器却保住了。

这样的故事枚不胜举。卢在一份讲述西北总部早期生活的有趣的报告中,讲了一个富于幻想色彩的故事。该报告是由我们印刷工人漂亮地印制出来的。住在佛教医院的一群吸鸦片上瘾病人来到他跟前,说他们之所以吸鸦片,是因为他们没有希望找到工作。他们请求得到钱,以便在一座山脚下的小溪旁兴建一座面粉厂。现在,他们一定都在明媚的阳光下忙碌地工作着,彻底治愈了他们的疾病。

在宝鸡,一支700多名真基督教徒派别,自发地组织了起来,并来到工合办公室,讲述他们多方面的合格性,要求组成新的合作团体。他们得到了四万元贷款,并立即开办了织布、纺纱、化工、制革、皮革产品和金属加工等工厂。值得传教会深思的章节和诗篇正是这些。宝鸡工合成员首批社会活动中的一项工作,是成立有四十个成员的基督教联谊小组,这个小组请求基督教青年会的书记去领导他们的工作。

从满洲流放来定居的一群人,正在西安附近的山里共谋生计,他们共同拥有土地、学校和房屋。使他们行动起来,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争论。他们在附近发现了一个被废弃的煤矿,就来到工合办公室,请求给予50元来开发煤矿。他们所得到的钱,远比他们可怜的请求多得多。现在,他们生产出来煤,正在供应各个村庄,而且他们还积极地向他们的国民宣传新的希望,要国民不必担心满洲的命运。

1938年10月,合作社总主任卢广绵,在“培黎”工程师之一,吴氏的陪同下,穿过包围区,进行了三周旅行,制定扩大工合工作的计划。(部分旅程之所以能乘汽车,是由于使用了酒精,酒精由杨博士办的工厂提供,以代替汽油,因为在这一边远地区,汽油价格太高,根本买不起。)

在这次旅途期间,有一次,他们在一座古庙里过夜,遇到了一位身材瘦弱,形容枯槁的人。这人似乎理解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同他约定在返回时再谈。原来此人是乔先生,一位训练有素的钢铁工人,曾在国外接受过教育,现在是来自太原兵工厂的一位难民。人们进一步了解到,他就是中国曾成功地制造出性铸铁的二、三个人中的一个,这种铸铁可以用来代替钢。乔先生在一所合作金工车间得到了一份工作。一个月之后,一位视察员报告说,乔先生看起来自私自利,只想报酬和赚钱,而没有合作精神。卢回答说,乔是一位专家,他或许没有更髙的社会意识或政治觉悟,很自然,他一定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自己干活。卢决定去调查此事,并同乔和他的妻子、孩子一起吃午饭。卢发现他们的日子过得相当清贫,甚至屋子里都没有足够的碗筷。

乘一次合适的机会,卢对乔进行了批评。卢告诉他,合作社的口号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和“只要我们能活,你们就能活”。乔先生一直长期埋头从事辛苦的劳动,还没有懂得合作工业的真正含义。他对卢非常感激,回答说,“即使你不给我们钱,只要给饭吃,我也一定会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这场运动。”

到了前两个月末,陕西已建立了四十多个合作社。到了十二月,已有八十多个。卢开始创办这一总部时只有四万元,运动的飞速发展很快将这点钱用完了,他非常焦急地拍电报,要求再给五十万元。十月,汉口的陷落,破坏了政府的办公室,卢同艾黎的联系已中断一个半月,他最近不得不直接给孔博士拍电报,孔送来了二十万元。同时,卢成功地从当地银行借来两万元资金,不付利息。他的新资金几乎很快就用完了,他再次恳求贷款,但没有回应。后来孔博士电告他回重庆,显然那里没有人相信,这一小小的“救济计划”能够真正地利用那么多钱,正如他们开始时认为的那样。然而,卢来到重庆之后,很快就说服了孔博士,又得到二十万元。十二月他去上海,力图使那里的银行家对私人贷款产生兴趣,又谈妥了几万元,然后匆忙返回他的岗位。

此时,卢已与当地官员相处得相当好。陕西省银行已把他们的金工车间给了工合。省政府已主动让工合把他们的实验室租用两年,这座实验室是西北地区唯一的一个。实验室价值十万元,拥有一万元图书。由于缺乏资金和发展计划,实验室正在西安闲置着,并处在某一天被炸成废墟的危险之中。工合必须获得六千元,来搬迁工厂,并需要一万元的年预算资金。不久,从孔博士那里得到了六千元,不过日常费用不得不到处筹措。在疏散工厂时,吴氏险些被炸弹炸死。最后,工厂安全转移,工厂的三、四个技术人员被工合雇用来做测试工作。他们对原材料,例如:氧化纳、酒精及矿物——铅、磷和镁,进行分析,以便用于工业。

工合西北总部在陕西成立(1939年9月)后的第一年底,已将其工作发展到甘肃,向东跨过黄河到了河南、湖北及山西的“被占”地区。此时,它在这五个省中已有357个合作社。(到了第二年2月,已有500个。)卢广绵希望在1940年期间,把所有这些分支,组成一个中心联合会,并且使合作社财政部拥有五百万元资金。

到了9月,陕西最初的核心已扩大到203个合作社,拥有2800个成员,贷款总额达683420元,其中35339元已偿还。总共357个合作社中,有成员4308个,代表着12683个股份。股份资金总数为133436元,由社员共同投资。工合行政机关已发放贷款702080元,而364000元是从银行借来的。除了这些款项之外,中央军为制作军毯,已预付一百二十万元,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是由非合作社人员紧急完成的。

陕西的合作社中,有一个炼铁厂,可以把铸铁炼得用来替代钢,该厂建在一座废弃的战神庙里。玻璃制造厂和陶瓷厂就利用本地的硅砂。他们制造热水瓶、手电筒及其他东西。皮革制品和制革工业生意兴隆,1939年9月,他们生产出价值超过128000元的产品。箱子也是用当地的树皮制作的。印刷油墨、纸、毛笔也满足了当地的需要。这一地区一度曾有三十家造纸厂,但几乎都关闭了。当地人说,自从公元一世纪蔡伦发明造纸术以来,这一地区就一直造纸。榨油是工合的另一项工作,使用芝麻、油菜籽和油桐籽。人们发现,农民们一直在用长度达八至十英寸的石棉纤维装枕头,而工合目前正在把这种材料用于更重要的用途。合作社大量制造药棉和纱布供应军队。其他产品包括雨伞、袜子、衣服、各种丝布、毛料和棉布、手推车、砖块、农具、工业机械、糖果、面粉、淀粉、草帽、糖、家具。事实上,工合似乎正在从事着从采矿、木器加工到制纽扣的几乎每一种行业。制糖和制茶工业,而这项工作现在仍处在恢复阶段。另一项企业就是筑路业。

能源是由水轮机,以及木炭和当地的焦炭提供的。吴氏是一位电气专家,他在当地建造了第一座发电量为30千瓦的发电厂。

在陕南,合作酒精厂正在生产纯度为98%的酒精,是用高粱、玉米和甘薯为原料制成的,日产量达350加仑。酒精为汽车提供了一种便宜的燃料,可以同汽油以七比三的比例混合使用。在西北,由于汽油价格异常昂贵,这种燃料极为需要。酒精合作社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在几个月内,它就归还了原来的11000元贷款。

在西北,最重要的工业是棉、毛纺织业。陕西每年种植大约一百五十万担(约八万八千吨)原棉。1938年,棉花出售价格在陕西为每担18至20元,而在四川为120元。在战前,四川的价格为40-45元。一包15到20支的棉纱,原来售价为150元,到了1939年初,涨到了850元,而且常常还要高于此价,才能成交。在西安,仅有一家拥有25000个纱锭的纺纱厂,还在西安被轰炸时停了产。政府把大同和湖北省的纱厂搬到陕西的西部,花费了数十万美元。然而大多数机器也许将不得闲置战后,这是由于存在轰炸的危险以及煤炭的缺乏。西北的工合领导人估算出,合作工业中的1元钱,现在就值个体生产中的100元。

工合从重庆买回了“七七”型手摇纺纱机,这些机器是由南京大学的的斯迈思研制成的,并立即投入使用。他们的金工车间现在生产大部分必需的设备。农村妇女也一次分成二、三十人的班进行一个月的培训。培训结束后,她们便回家组织合作社。

在1939年9月里,工合纺织组织(164个合作社)就生产出价格超过303000元的产品,不算贷款,起初的股份资金总计只有36000元。

西北可以说是一个大牧场,有大量的羊毛,但是过去羊毛在当地却派不上什么大用场。当地农民穿着粗糙的羊皮,而毛纺产品的价格太贵,不可能广泛使用。大部分中国羊毛通过天津出口日本,在日本,这些羊毛制成了冬用毛毯和服装,供侵占满洲及中国北方的日本军队使用。有时,粗纺毛线从日本重新进入上海或其他地方的针织厂,进行了几千英里的旅行循环。西北地区没有可用的粗纺毛线,这时,工合开始建立毛纺工业,粗纺毛线的匮乏很快得到了缓解。

尽管西北的经济状况落后,合作社还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了起来。工合产品变得十分畅销,以至于有些外边的商行,干脆偷去工合的三角商标,以便于销售自己的商品。

这些合作社,纺织占了164个,制革17个,金属加工17个,采矿17个,化工29个,粮食加工42个,印刷和造纸9个,各种各样混杂在一起的62个。正是釆矿行业,使大多数最穷的难民得到了生计,420人从事这项工作,占工人数目最多的行业中的第三位。

作为西北总部兴旺繁荣的象征,1939年9月的月产量达825949.74元,总的资金支出为贷款1066080元,股份资金133436元。从1月到9月的产值为5114243.22元。由于大量钱只是近几个月才投入生产,这就是一个很可观的营业量。此时,有4308个合作社社员,这就意味着,使一个成员投产的平均费用约为280元,或28美元。然而,这还不能表明真正的情况,因为至少有两倍于合作社成员的没有组织起来的个体,被工合雇用来做计件工作。而且资金支出包括所有沉重的开办的费用和行政费用,包括花钱多的重工业基础(西北有四个金工车间),仅雇用了几名技术人员。(例如,在12月,妇女部仅有364个成员,但雇用了六千名尚未加入合作社的同类女工。)那时,每个社员能够赡养三、四个人,因而,也可以说,在西北合作社运动中,使一个人工作的最初费用约为14美元。由于西北地区的偏僻,这一费用仍大大高于其他省份。任淑敏小姐说,妇女部需要130元才能使一名妇女在平均拥有12名成员,资金为1500元的合作社工作,那也就是13美元。

在西北,生活及生产费用高于中国其他地方。合作社社员尽管分组就餐,减少了个人费用,但每月总共还必须花费12-13元。宝鸡的合作缝纫社领导说,有一种布,战前每匹18元,1939年1月涨到了30元,一年后又涨到了98元。

在这一干旱地区,由于缺少木材,建筑费用很高,不过,大多数房子是用泥土建成的,并有相当一部分人住在窑洞里。最初工合就办在临时凑和的房子里,接管的废弃建筑物,及租用的普通民房。当然,挨炸的危险一直存在。每一个补给站都想有一座防弹中心办公室,带有会议室、行政办公室、卫生所,并且在附近有一个窑洞储藏室。关于这一方面,艾黎写道:“缺少这些设备,工作受到影响。在甘肃的一个补给站,合作社联合会人员站在大雪中开会。在另一个补给站,他们也在一个露天的庭院开会。”即使在陕西的模范“工合城”,联合会人员也只能“在一家老店铺的底层开会,当我最后在那儿出席一次会议时,来这里上夜校的学生,只好在小镇周围跑步,以便通过锻炼取暖。”一切进展顺利,但还需要鼓励,以使这些地方的工作做得比前线更好,正如人们对基地所期待的那样。

1939年,艾黎对西北进行视察访问时,给香港促进委员会主席写了下面的话:

“西北是十分令人鼓舞的。一个人可以实际看到他梦寐以求的许多事情。这并非幻想,并非宣传温室里植物的材料,而是真实的工作。昨天,合作社联合会中央委员会,请我和梁士纯去参加茶话会,我们建议让他们来工合办公室进行,但他们捎话说,他们坚持在他们的购销办公室举办茶话会。我之所以喜欢那样做,是由于中国工合是一个政府机关。而他们非常乐意把地点选在他们自己的地方——用他们生产的商品创造出来的地方。我们让他们讲述了他们自己的经历。我要有时间写文章的话,他们的历史都是文章的好素材。他们都是合作社主席。一位曾是江西农村合作社的组织者,非常厌恶官僚主义,他在中国工业合作社中得到了幸福。另一位是汉口一家纺纱厂的前领班,在汉口同我相识。当他第一次听到中国工合的事,他想,这一定又是一种以某种方式压榨人民的工具,不愿意给工合做任何事情。可是,后来他成了难民,同妻子儿女撤离到宝鸡。另一位是满洲的一位前游击队员,自1930年以来曾一直战斗,曾带着伤病来到西部,青春已去。另一位是河南的一位摄影师,现在是联合会主席,并且是他自己化工产品合作社的主席。还有一位是曾在北平合作社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工作的人,他从晋北逃到陕北,再到这里。再一位是十岁就做童工,过了二十年城市工厂生活,了解工厂的罢工,熟悉工厂很长的工作时间,工厂的欺骗,等等。中国工合对他和他的合作社意义多么大啊!他在他的合作社外面用草做了“工合”两个字……一位来自占领区的前小学教师,曾是一位具有救灾工作经验的前红十字会成员,现在是医用棉纱合作社的主席。总而言之,他们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群体。

“清晨,一个小孩独自在一座墓丘旁干着活,起劲地唱着合作社之歌,‘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的歌声在他的周围回荡。从这位小孩身旁走过,简直是一种乐趣。

“我在同任小姐交谈了一个下午之后,去看了看她所领导的一些妇女的工作情况,真棒。我们碰到一群六岁的小孩,离开学校,从黄土沟坡的崎岖道路上走下来。学校设在一座寺庙里,寺庙是由士兵们腾出来的,因为他们想帮助工合。孩子们模仿工合方式唱着‘起来’。在这所学校里,砖支撑起的庙门用作桌子,放在砖上的木板当作凳子。学校里仍有一些稍大的孩子。一个小孩正在抄课本,他所在的六个人的班里,只有一本课本,他想要一本带回家去。校长是一位江苏——上海姑娘,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走进乔治·何克等人称之为我们的‘花园城市’的地方。这是我们刚用墙围起来的场地,难民们将在那里纺线、织布。已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把这块地方变成一个有漂亮的现代树木和公园环境的地方……

“甘肃的工作和在那条线上的补给站是极好的。在兰州,尽管最近遇到轰炸,但我们的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在附近地区,有许多令人兴奋的事情——联合会,购销部门,穆斯林合作社,真耶稣教合作社,兰州以南的西藏合作社,伤残士兵合作社,妇女合作社,狱中的囚犯,孤儿院中的孤儿,医院中的士兵,都在为我们的地毯织造合作社纺羊毛。这无疑是一首抒情诗。此外还有难民合作社,游击队合作社,天主教牧师、耶稣教传教士支持的合作社及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一个合作社。这使人们意识到,我们的运动,如果能够继续发展的话,一定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加伟大、更加团结的真正的新中国。中国以前一直在试图以武力加强团结,而我们使用的方法,是建立在一切基础中最牢固的基础——即人民的生活之上的一种方法。或许我们必须为保持这种方法的顺利进行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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